東莞私人調查-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？飄蕩的60后、70后婚姻何去何從？

她始終對那段美好的時光懷有深深眷戀。在20世紀90年代初，王儀（化名）與李健（化名）于西部某所大學校園的一次聚會中偶然邂逅。兩人同鄉(xiāng)，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。他埋頭撰寫論文，全神貫注地盯著電腦屏幕，而她則靜靜地陪在他身旁，兩人幾乎無言，卻共度了整個下午，那份溫馨令人難忘。

大學時光中的戀情純粹而平和，那時的人們大多還不敢越軌，王儀的女同學們中甚至有人認為，男女之間若過于親近，女性便會懷孕。真摯的情感同樣簡單直接，戀愛的日常不過就是一同騎著自行車出游，品嘗最實惠的小吃，活動場所通常是圖書館和自習室。

畢業(yè)后，歷經艱辛，他們倆終于都留在了北京，順利步入婚姻殿堂，育有子女，享受著雖簡樸卻幸福的生活。住所是單位——一家部委研究所分配的，不得不與另一對年輕夫婦共居一室。婚禮不過是邀請了同學們聚在一起，簡單享用了一頓飯。而生活的轉變，則始于李健的換崗之舉。

1990年年末，李健成功轉投了一家知名的外資企業(yè)，從此他的職業(yè)生涯迎來了飛速發(fā)展。他屢次成為獵頭公司爭奪的對象，每一次跳槽，他的年薪都以10萬元的幅度遞增。李健迅速攀升至百萬年薪的行列，王儀也開始購置那些她以前不敢奢望的奢侈品，護膚品更是只選用蘭蔻品牌。他們成為了同學中最先購置房產和汽車的一群人，不久后，全家人便搬入了寬敞的新居。生活原本過得美滿，然而，王儀偶然間在李健的手機上看到了一條令人疑竇叢生的曖昧信息。

她心中充滿疑惑，立刻記下了那個電話號碼，并設法查閱了李健的通話記錄，結果發(fā)現(xiàn)李健幾乎每天都要與該號碼通話超過20分鐘。在王儀堅持不懈的追查中，另一個“她”逐漸顯露出來——那是一個更加年輕、溫柔的女孩。向來對愛情和婚姻充滿信心的王儀瞬間陷入了崩潰，經歷了一場毀滅性的爭吵后，她提出了離婚的要求。李健試圖挽回這段關系，但王儀的態(tài)度異常堅決。

王儀建議制定一個周密甚至嚴格的離婚財產分配計劃。李健已全額償還了房貸，在保留車輛和住宅的同時，承諾每月支付女兒數(shù)萬元撫養(yǎng)費，最終幾乎是身無分文。這場糾紛并未有贏家。李健在事業(yè)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，然而他至今未婚；王儀雖然接觸過不少追求者，卻始終未能找到滿意的對象，她對那段純真的歲月難以忘懷，同時，她也難以尋覓到與李健相當條件的伴侶，甚至對方每月僅能賺取一萬多元的薪資，她也難以接受。

方濱（化名），年近四十，同樣遭遇了與王儀相似的戀愛困境，卻選擇在“證據(jù)”面前緘口不言。他外表英俊，舉止粗獷，起初對方濱的妻子移情別戀感到困惑不解。兩人都擁有大學學歷，是通過自由戀愛步入婚姻殿堂的。由于工作繁忙，方濱經常需要出差。他從不將工作中的煩惱帶回家，然而也常常因為疲憊而懶得開口。妻子則像大多數(shù)女人一樣，喜歡傾訴。

他并非有意而來。外表平凡，卻待人親切，烹飪技藝高超。無論她身在何處，他總是先做好飯菜，一袋袋地提來，一勺勺地喂她享用；當她外出購物時，他則抱著她的衣物和包，安靜地在一旁等待。方濱是通過一條短信得知妻子的情況的，那時他們剛好買下了第二套房產。方濱聘請了私家偵探進行偵查，調查結果令人震驚，他發(fā)現(xiàn)自己在出差期間東莞婚外戀調查取證，甚至是在深夜給妻子打電話時，妻子竟然始終待在家中。然而，每當夜幕降臨，妻子便會外出追尋“他”。最近，妻子正式提出了離婚的要求。方濱對此表示反對，他裝作若無其事，理由只有一個，那就是那段曾經漂泊相依的時光，他實在不忍心就此放棄。

婚外情：“頭號婚姻殺手”

王儀、李健以及方濱，他們均屬于那一代人，這代人主要由多數(shù)的“60后”出生者以及少數(shù)的“70后”組成。近年來，我國的離婚率呈現(xiàn)逐年增長的趨勢，自1995年起，每年的離婚對數(shù)均超過100萬對。在《當代中國家庭巨變》這部作品中，丁文和徐泰玲兩位作者記錄道，在全國范圍內，不完全的統(tǒng)計數(shù)據(jù)顯示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因婚外情引發(fā)的離婚案件，其比例大約介于25%至35%之間。進入90年代中期至今，一些地方法院的數(shù)據(jù)表明，此類離婚案件的比例已上升至40%至50%，而在經濟較為發(fā)達的地區(qū)，這一比例更是高達60%以上。

2007年，楊曉林律師專注于婚姻家庭法領域，全年共接手80起案件，其中涉及離婚的案件高達60起。在這些案件中，35至45歲的年齡段人群占據(jù)了絕大多數(shù)，比例接近四分之三。此外，案件的當事人多為社會地位較高的群體，楊曉林所在的律師事務所收費標準為6500元，服務對象包括上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、外資企業(yè)的高級職員，以及大學教授和知名主持人。婚外情在離婚案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，楊曉林指出，盡管有少數(shù)人捕風捉影，但絕大多數(shù)婚外情確實存在。

來到我們公司的，絕大多數(shù)是中產階級人士。北京好獵手國際商務調查有限公司的董事長常聯(lián)永這樣對記者說。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優(yōu)秀的教育背景和堅實的經濟基礎，供職的單位中不乏那些赫赫有名的“世界500強”企業(yè)。常聯(lián)永曾擔任刑警長達十多年，而現(xiàn)在，調查婚外情證據(jù)已成為他公司的一項主要業(yè)務。此項目該公司的報價高達8000元，但日常開銷有時竟超過千元，諸如緊貼出軌方在高速公路上尾隨，亦或是乘坐飛機從北京追至上海，再追至深圳；若對方入住豪華酒店，偵探亦需入住同等級別的酒店。常聯(lián)永指出，多數(shù)委托人起初僅抱有疑慮，可一旦啟動偵查，往往“不僅結果浮現(xiàn)，而且影響嚴重”。去年夏日，常聯(lián)永手持攝像機來到北京某高檔酒店門前搜集證據(jù)，卻遭遇一位司機激烈反對，他不僅下車大聲呼喊禁止拍攝，還迅速遮擋了車牌。夜幕降臨，十點多鐘，當眾人陸續(xù)離場時，常聯(lián)永再次舉起攝像機，捕捉到有人正在拍攝的畫面，隨即周圍相偎依的人群瞬間散去。

柯云路這位著名作家在向記者透露時指出，如今三十至四十歲的男性中，沒有發(fā)生婚外情的已屬罕見。他長期專注于對中國婚戀狀況的研究，并陸續(xù)推出了《婚姻診所》和《今天我們?yōu)槭裁唇Y婚》兩部著作。柯認為，我國正經歷一段情感活躍的時期，眾多歸國人士，包括來自美國、英國、澳大利亞的，均表示中國當前的婚外情和網戀故事遠比他們所在的國家密集，這不僅僅是在華人社區(qū)，甚至比國外許多地區(qū)都要密集，換句話說，我們國家目前正處于情感的熱潮之中。

自由的自相矛盾

這一代人在歷史的長河中承前啟后，肩負著兩方面的責任。其中保守的那一部分人，即便內心深處對現(xiàn)狀感到不滿，仍舊堅守著從一而終的信念；而開放的那一部分人，則不斷有離婚的現(xiàn)象出現(xiàn)。北京網民“水玲瓏”，生于70年代初，對此表示她仍舊堅信，自己這一代人并不會完全失去道德感，也絕不會真正實現(xiàn)性與愛的分離。

北京會明成長咨詢中心的肖慧明向記者透露，那些前來尋求婚姻心理輔導的年輕一代，他們普遍面臨著心理上的矛盾與沖突。咨詢中，他們面臨的核心問題往往是：是選擇分手，還是維持關系？他們不僅要權衡工作、事業(yè)、尊嚴、子女以及父母等各方面的外在因素，同時還要兼顧自己內心深處的真實感受。

肖慧明指出，對比“50后”和“80后”這兩代人，前者總是以他人為重，而后者則更關注自我，這樣一來，所面臨的問題就顯得相對簡單了。

柯云路這位知名作家對“這一代”與“80后”之間的差異進行了如下評價：若“80后”提及自己愛上了第三者，首先，他們可能處理得更為果斷；其次，他們內心可能較少出現(xiàn)矛盾；再者，他們甚至可能表現(xiàn)得更為直率。相較之下，“60后”和“70后”在處理這類問題時，心理上的糾葛則更為嚴重。柯云路表示，這些人同樣渴望成為稱職的伴侶，然而這并不妨礙他們在私底下盡情揮霍。然而，當他們陷入混亂時，卻不愿讓旁人知曉，無論是父母、子女，還是整個社會。柯云路將這種現(xiàn)象比喻為“婚姻的雙軌制”。

楊曉林律師，一位專注于婚姻家庭法的專家，指出在他處理的眾多離婚案件中，當事人這一代普遍經歷了漫長且痛苦的深思熟慮，力求達成圓滿的結局。以一位咨詢者為例，他在2004年便向楊律師尋求建議，但直至2007年才正式委托其處理離婚事宜。在撫養(yǎng)子女的問題上，許多客戶都慷慨地承擔起養(yǎng)育之責，例如每月支付高達上萬元的撫養(yǎng)費用。而對于“80后”的委托人來說，他們往往因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選擇離婚。談及分手，決無轉圜可能，前往法院僅是履行手續(xù)。生于1969年的楊曉林坦言，若存在調解空間，他通常建議當事人盡量和解，不妨通過協(xié)議離婚的方式解決，盡管這樣做他會失去代理費，但畢竟他是在那個時代接受的教育。

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

這一代人，他們在國旗的照耀下茁壯成長，又在彩旗的激勵下激烈競爭。他們的童年，大多在清苦而統(tǒng)一的環(huán)境中度過。青年時期，他們經歷了無數(shù)的艱辛與奮斗。步入中年，他們又遭遇了社會的分化和變遷。對于婚外情，早年被稱為“搞破鞋”，80年代稱作“第三者插足”，90年代初則稱為“婚外戀”，而現(xiàn)在，人們則稱之為“情人現(xiàn)象”。隨著觀念的日益開放，誘惑也在不斷增加。

新中國成立以來，蓄妾與嫖妓現(xiàn)象在嚴格的管控下徹底消失，延續(xù)數(shù)千年的買賣婚姻與包辦婚姻在眾多城市亦不復存在。進入80年代，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，成為了我國真正實行自由戀愛的先驅者。

李銀河這位知名學者在其著作《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》中指出，她在80年代曾在若干城市開展過調研，調研結果顯示，在受訪者中，有超過80%的人表示婚姻選擇完全自主或基本由自己決定，而由父母主導的則不足20%。來自杭州某高校，現(xiàn)為大學教授的“大海”回憶起當年，向記者透露，他們那個年代談戀愛時，感情中并不摻雜任何額外的價值考量。如今，瀏覽報紙的征婚專欄，便會發(fā)現(xiàn)整版內容都在討論經濟相關議題，諸如自購住房、車輛等，同時，還特別強調需無貸款負擔。

隨著經濟進步成為社會共識，這一代中的一些人的情感與道德氛圍正經歷根本性的轉變。曾兩次參與《婚姻法》修訂的知名學者巫昌禎向記者透露，在20世紀80年代初，我國廢除了“通奸罪”。90年代初，某些區(qū)域包養(yǎng)情婦、重婚以及妻妾共處等不良現(xiàn)象逐漸加劇，面對“法律無力管轄，道德難以約束”的困境，婚外情行為一度越發(fā)猖獗，由秘密轉為公開。2008年1月11日，那位化名為張玉芬的陜西“二奶殺手”引起了媒體廣泛關注，他創(chuàng)立了“中華全國民間反二奶同盟會”，致力于協(xié)助受害者展開反擊。在張玉芬看來，那些被稱作成功人士的人，不過是在四五十歲之際才開始放縱，高聲唱出那份遲來的愛情，而他們的所作所為，似乎在為下一代包辦了一切。

這一代人的婚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誘惑與考驗——有的人默默無聞地成為了精英，有的人則迅速攀升至黑紅榜單。而那些未能趕上末班車的人，在社會轉型期中屢遭波折，生活接踵而至的打擊讓人頭暈目眩。即便他們最終跨入了中產甚至資產階層，愛情卻在原始積累的過程中身心疲憊，陷入了婚外情的泥潭。

幸福的出軌案例往往具有共通之處，它們能在諸多不恰當?shù)年P系中謹慎處理；而不幸的出軌則各具不幸的特點。有位嫉妒心強的丈夫，對畢業(yè)于知名商學院的妻子施以家庭暴力，甚至將妻子的私密照片公之于眾，上傳至其工作公司的服務器。這幾乎是一場最后的心理斗爭，曾經深愛的“這一代”人，卻未能在新生活中獲得最后的勝利。（本刊記者陳曉萍對本文亦有貢獻）

在《中國式離婚》一書中，我曾記錄下劉東北的觀點：“最理想的狀態(tài)是政府發(fā)布一項規(guī)定，規(guī)定婚姻契約期限為三年。三年是個不錯的期限，若覺得合適可以繼續(xù)，若覺得不合適則可終止。”我通過一個邊緣角色的口吻表達此觀點，意在揭示婚姻制度固有的缺陷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它依然是當前男女關系中相對完善的一種形式。這便引出了一個問題：一旦作出選擇，你將如何應對？

“最容易受傷害的還是女性”

離婚在以前頗為不易，需單位出具證明，經歷諸多調解，即便離異也常遭受偏見。記得我在90年代初離婚時，多少有些不光彩。幸好我在文工團，大家對這事兒較為寬容，可我還是感到自卑。我最大的困擾在于孩子。我時常擔心，我的孩子會因為沒有父親而受到他人的輕視。同時，我也在思考，將來該如何向他解釋這一切。

我認為在婚姻制度中，女性往往是最容易受到傷害的一方。男女之間實現(xiàn)真正的平等似乎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目標。無論古今中外，對男女的評價標準始終是“男強女弱”。男性隨著年齡的增長，其“強”的一面會不斷上升，這種“強”可以轉化為財富和地位；然而，女性的“弱”卻會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減弱。換句話說，婚姻制度本身就存在著一種顯著的不平等。

婚姻源自私有制的形成，其目的在于確保子女能夠繼承家產。然而，要求一個人在婚后數(shù)十年間始終只愛一人，實屬不易，也與人的本性相悖。人的本性——喜新厭舊——推動著人類社會的進步。婚姻法的修訂，正是基于對這一非人性現(xiàn)象的認識。

我認為，從古至今，婚姻的根本矛盾大體相似。前輩們的低離婚率是建立在婚姻質量較低的基礎之上，諸多外在因素在其中發(fā)揮了作用。換言之，即便他們一生都在爭吵，但出于對輿論、組織、事業(yè)以及孩子的顧慮，權衡利弊之后，他們還是選擇了忍耐。那些爭吵不休的夫妻，最終選擇忍受一生。追求利益、避免損害，這是人的天性。在上一代人看來，離婚帶來的弊端遠大于其帶來的利益。我不認為那種婚姻就比現(xiàn)在好。

“心動的感覺很好”

婚姻體系保持穩(wěn)定。從這個層面來看，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面臨的婚姻困境，與其他時代的人相差無幾。有人誤以為這一代人的離婚率上升，便認為他們對婚姻態(tài)度草率。在我看來，每一次離婚都伴隨著割肉之痛，并非輕易之舉，也不應被視為不負責任。我相信，他們在步入婚姻殿堂的那一刻，至少是堅信愛情恒久的，而當愛情消逝時，那份失落感尤為強烈。我所結識的約莫四十歲的人群，在經歷離婚之際，無不深感痛苦，他們不得不將原先的住所和車輛變賣，以期抹去那些不愉快的記憶。他們表面上強顏歡笑，大聲呼喊：“趕緊幫我找份工作吧，我現(xiàn)在正閑著，我也想體驗一下自由的滋味。”然而，夜幕降臨后，他們卻不敢回家，只能四處尋找朋友，在外游蕩。

我時常收到同齡人寄來的信件，其中一位未滿40歲的妻子在信中傾訴：“提起筆來，淚水便奪眶而出。”她的丈夫過去對手機隨意放置，而現(xiàn)在上廁所時也必須緊緊抓在手中。他發(fā)現(xiàn)丈夫在某一天的一個小時內，與一個固定的人互發(fā)了30多條短信。進一步調查后，發(fā)現(xiàn)對方是一位25歲的女孩。于是，她與丈夫進行了交談，丈夫表示：“是的，我不想錯過這段感情，那種心動的感覺真的很美妙。你看，該怎么辦呢？”

事情一旦講明，丈夫便當著妻子的面撥打電話和發(fā)送短信。妻子于是找那名女孩進行交談。女孩表示，她不會破壞妻子的家庭，并表示將離開這座城市。然而，妻子又產生了新的擔憂，她擔心女孩離開后，丈夫是否能夠承受得住。

人在婚姻中的復雜太微妙了。

“年輕人羨慕以前純真的感情”

本質上，各代人在婚姻方面的變化并不顯著，然而這種量的積累最終將導致質的轉變——即價值觀的共識方面。

一夫一妻制固有缺陷，稍一強調婚姻中的愛情，便易走向極端。若第三者介入并得逞，便會宣稱“愛情不分先后”。仿佛沾染了愛情的色彩，便能被視為高尚、純潔、遠離低俗，從而在愛情的旗幟下任意掠奪。我個人并不認同愛情在責任、親情、友情之上。至少，它們之間應當是平等的。愛情只是諸多情感中的一種而已，怎么說它就更高尚了呢？

在《大校的女兒》一書中，我對婚姻的觀點進行了深入的闡述：婚姻承載著責任，而感情并非無所不能。有人認為，只要感情能夠修成正果便足夠，但這未必是真理。還有人主張，若婚姻中缺乏感情東莞私家偵探收費標準，便應當選擇離婚，但這同樣未必正確。在這其中，責任問題不容忽視。恩格斯曾言，缺乏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，然而我認為他的這一觀點存在偏差。婚姻需在責任與情感之間尋求均衡，不可將愛情視為唯一至高無上的價值。

我們這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人，普遍具有強烈的責任感，總是以關心他人、為他人著想為榮。然而，如今這種行為卻被視為愚蠢。

《大校的女兒》歷經久售，仍舊廣受歡迎。眾多年輕觀眾紛紛表示，作品令人感動、震撼，對那個時代的純真情感心生羨慕。我心中涌起一股欣慰之情。我認為，當前社會的價值觀并未達到令人悲哀的地步，美好的事物依然能夠獲得眾人的認可。

藍青（化名）堅持每日在十小時內完成所有工作任務，夜晚婉拒各類社交活動，且僅選擇中午用餐。每逢周末，她將時間留給了家庭，既無應酬亦無工作。每年，她都會為全家制定生活規(guī)劃，具體而言，年初的家庭會議便是這一規(guī)劃的起點，會上會提出當年的核心關鍵詞，例如2007年是“理財、寧靜、整潔”，而2008年則聚焦于“節(jié)約、鍛煉”。浪漫的時光，便是每年一次的全家海外旅行，她對于全家旅行的理解，是“我們三人，完全擺脫了所有社會關系的束縛，24小時不間斷，每一分每一秒都緊密相依”。

藍青，生于六十年代末，畢業(yè)于一所知名名牌大學的博士，目前在上海的一所著名高校擔任教職。在此之前，她曾擔任一家IT報紙的總編輯，并在文化多元化的媒體及公關領域工作多年。她的社會身份被歸類為“中產階級”，同時，她正致力于在婚姻與家庭生活中踐行全球化的價值觀——將家庭視為社會活動的基本單位，并全心全意地呵護婚姻與家庭。

全球范圍內最近發(fā)生的婚姻保衛(wèi)戰(zhàn)的故事，需從20世紀80年代末說起。當時，美國部分富豪開始資助在校園內興起的“貞節(jié)運動”，年輕女性若在協(xié)議書上承諾將貞操保持至18歲，便有機會獲得一筆獎金。除了道德和宗教的感召，一些家庭公共政策研究者也開始探討修改與婚姻家庭相關的稅制，旨在通過制度層面激勵穩(wěn)定的婚姻關系。

上世紀80年代，中國拉開了改革開放的序幕。在此之前，依賴制度與封閉來維持穩(wěn)定的社會，邁入了美國前20年的文化解放時期。這一時期，60年代后出生的一代人恰逢感情選擇的階段。他們構成了解放后第一批在感情上能夠自由選擇的群體。編劇王海鸰，被譽為“中國婚姻第一寫手”，如此評價道。

自90年代初期起，美國部分州率先推行了“忠誠契約”的試點措施：新人在步入婚姻殿堂時，除了傳統(tǒng)婚書之外，還可選擇與州政府簽訂這一獨特的協(xié)議——若日后婚姻因一方不忠而告終，違約方需承擔更高的賠償金。

在《論婚姻》一書中，培根曾言：“優(yōu)良的風尚能夠塑造出情感堅定、嚴肅的男子，諸如尤利西斯這等人物，他能夠抵御美麗女神的誘惑，堅守對妻子的忠誠。”然而，現(xiàn)實情況表明，當婚姻制度與人類“喜新厭舊”的本性相沖突時，優(yōu)良的風尚實際上源自一種強有力的約束機制。自80年代起，美國興起了一系列民間活動和制度建設，這些活動與建設催生了一種全新的價值觀——自那時起，家庭被視為社會的基本構成單元；在制定公共政策的過程中，社會公共利益被置于核心位置，家庭不再被視為單純的私人領域。

藍青正是在這個時候來到了美國。

1995年，我得以赴美，在一家電視臺實習聯(lián)合制片人職位。然而，在取得簽證之際，我發(fā)現(xiàn)自己懷孕了。面對這一突發(fā)狀況，我向提供職位的美國同事咨詢對策。他們的回答簡潔明了，強調以孩子為首要考慮，因此決定將所有工作推遲。

翌年，孩子降臨人世東莞私人調查-生于憂患，死于安樂？飄蕩的60后、70后婚姻何去何從？，藍青方始踏足美國展開職業(yè)生涯。他在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意大利社區(qū)定居，每逢周末，幾乎每戶人家都會燈火通明，舉辦家庭聚會。那股溫馨的氛圍深深觸動了我。我觀察到，這個社會的價值觀念中，家庭中心主義占據(jù)著舉足輕重的地位。那些受過高等教育、擁有子女的人們，都喜歡以家庭為核心進行社交活動。

在這片土地上，另一個“我們”的家園卻顯得有些昏暗。藍青旅美期間，曾暫居于洛杉磯的一家旅館，隔壁房間住著一位懷孕的中國女孩，她的簽證早已過期。她日復一日地躲在賓館里，以方便面為食，只為了等待孩子的出生，因為一旦孩子降臨，便能夠獲得美國的身份。

這類獨居的母親并非個別現(xiàn)象，藍青當時觀察到在美國，眾多中國家庭正經歷著離異的困境。這些懷揣著美好生活的夢想的中國人，在經濟獲得獨立之后，為了追求個人自由，不惜四處奔波，舍棄了家庭幸福的時光，“甚至到了犧牲自身名譽的地步”。

藍青的美國之旅，她在職業(yè)發(fā)展方面的所得無法與對價值觀的深刻認識相提并論。她毅然決然地放棄了深造和工作的機會，選擇回到了祖國。她表示：“我選擇家庭并非意味著我放棄了對個人價值的追求，而是我對全球化有了全新的認識。”藍青認為，全球化的核心在于確立或秉持普遍適用的價值觀念，諸如對愉悅的共同向往，對幸福感的共識，以及對承擔社會責任的統(tǒng)一認識。“無論身在何處，我所追求的，都是‘人’的生存狀態(tài)，這涵蓋了物質與精神兩方面。”

此時，藍青亦察覺到，自90年代末起，離婚現(xiàn)象逐漸盛行：“婚姻仿佛演變?yōu)橐环N個人資產重組的過程。缺錢的尋求財富，而財富與地位兼?zhèn)湔撸瑒t將原配替換，尋覓年輕貌美的伴侶。”國內正重現(xiàn)美國20年前“個人自由至上”思潮后的情形。2003年8月，國務院發(fā)布了《婚姻登記條例》，顯著簡化了在民政部門辦理登記和協(xié)議離婚的程序。

王海鸰指出，婚姻的演變趨勢與經濟發(fā)展密切相關。盡管我國在公共政策方面尚未迎來轉機，但伴隨著社會經濟的持續(xù)進步，已有不少“中產”階層人士致力于鞏固自身的婚姻關系。以藍青為例，他正積極踐行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當丈夫外出工作時，她和孩子們也常常同行。在朋友聚餐時，雙方家庭都會全員出席。她采納了“商業(yè)管理模式”來規(guī)劃家務，并確立了家庭的規(guī)矩與行為準則，“家庭如同一個微型組織，若缺乏紀律，管理起來可就頗為棘手了。”

在這個仍舊對真情流露感到難為情的社會氛圍中，藍青在家中的交流中直接采用了高語境的溝通方式，她提倡伴侶間不僅要表達基于身體本能的情感，更要傳達更深層次的愛意。她常會詢問朋友：“你每天向對方表達‘我愛你’這句話的次數(shù)有多少？”朋友們有時會因此笑她，然而她卻總是帶著無比的真誠。

藍青提到，她周圍聚集了一些她認為相當健康的家庭群體：這些家庭中的夫妻雙方都接受了優(yōu)質的教育，擁有跨文化的交流背景，歷經了人生的起伏或職場的風浪，并且擁有相當成功的事業(yè)。在這些家庭中，成員們普遍傾向于以家庭為單位開展各種活動。

這些致力于修復家庭與婚姻平衡的嘗試，至少讓人們意識到，在中國社會正經歷著“感情至上”的自由選擇潮流，隨之而來的是婚姻普遍的不穩(wěn)定和焦慮情緒，但與此同時，“仍有一個致力于維護婚姻、重視家庭、強調社會責任的社會層面存在。”藍青如此表示。此外，美國歷史向我們展示，推動社會風氣向善的制度建設，往往是在眾多個體積極行動之后逐漸實現(xiàn)的。

每一代的婚姻生活，都不可避免地積累了無數(shù)的細碎、煩惱以及單調……經歷了60年代美國從自由奔放到放縱不羈的愛情浪潮的洗禮后，1999年的電影《我們的故事》對為何選擇“執(zhí)子之手，與子偕老”這一傳統(tǒng)婚姻理念給出了最深刻的闡釋。電影里，資深美女米歇爾·菲佛與銀幕上的硬漢布魯斯·威利斯分別飾演了一位啰嗦抱怨的妻子和一位步入中年的禿頂丈夫，他們站在婚姻破裂的邊緣。然而，最終，那位堅決想要結束15年婚姻的絕望主婦靈光一閃，她對他說：“每個人都會有讓人難以忍受的怪癖，我選擇忍受你的。”

對每一個以感情開始的婚姻，這或許都是一個值得堅守的理由。